手拿公司的财务报表，社会保险支出一栏的数字在王琦敏（化名）看来有些刺眼。2012年，这家企业光是增加的社保支出就占到整体利润的一成。

作为位于上海市郊一家拥有数千人集团公司的管理层人士，王琦敏告诉《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去年企业社保支出增加了1094万元，而当年的利润大约是1亿元。

这还只是“五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支出，如果加上公积金支出，企业的负担更重。

根据另一家企业财务部人员提供的数据，去年该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金额更是占据净利润的49%。

在中国社会保障网日臻完善的同时，更多基层企业亦表达了自己的减负呼声。他们可不想社保支出成为企业的“利润杀手”。他们认为，这些社保支出本可以节省出一块用于提升业务经营和转型创新。

如何在增加员工收入和保障的同时，减轻企业的负担？这样的课题密集出现在近年来全国和地方两会的建言簿上。以占比最高的养老金为例，有企业人士呼吁，缴纳比例是否可以酌情调整，同时能否通过财政分担一部分压力。

账本

王琦敏所在的这家纺织企业从20年前的乡镇企业发展到如今数千人的规模，每年的社保支出也在“升级”。

2011年7月起施行的《社会保险法》明确，国家建立基本“五险”社保制度，为了与此接轨，上海将郊区用人单位从业人员和外来从业人员也转入了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范围内。

此前，上述两个群体分别参加小城镇社会保险和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下称“综保”）。后者为外来从业者缴纳包括工伤（或者意外伤害）、住院医疗和老年补贴等三项保险待遇。用人单位缴纳保费的基数，是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费率则是12.5％。

基数和费率决定了企业社保支出的金额。从综保转化为城保后，城镇户籍的外来人员需要缴纳的项目增加为“五险”，按照上海市的规定，用人单位上述五项保险的缴费费率共计为37%；非城镇户籍外来人员缴纳三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为减少对企业的影响，上海市针对特定人群的缴费基数制定了逐步提高的过渡政策。即便如此，对于企业而言，每年因此而增加的社保支出依然可观。

王琦敏对本报记者算了一笔账：该企业在上海有5000名员工，70%是外地员工，达到3500人。2011年7月，他们从综保过渡到城保，每人的社保支出从平均295元/月增加到499.6元/月，2012年度又增加到555.4元。2012年度增加的社保费用支出是：（555.47元-295元）×3500人×12个月=1094万元/月。

“2011年、2012年，我们的利润约1个亿。”王琦敏说，他估计今后3年社保方面企业分别需要多支出2000万、2200万和2500万元。

王琦敏提供的还仅是“五险”的支出，如果加上公积金缴纳，这个数字还要更加沉重。上海另外一家企业提供的数据显示，如果加上公积金支出，这家企业社保总支出占到企业人力成本的34%，占到企业净利润的49%。

除了城镇户籍和非城镇户籍的外来员工，本地员工的社保更是一个支出大头。

找办法降低社保支出是一些企业的本能选择。王琦敏并不讳言，企业会按照最低基数为员工缴纳社保，也就是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这也是合法的。”他说。

按照上海现有规定，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的上限和下限，分别是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00%和60%。

按照2011年上海市职工月平均工资4331元的60%计算，王琦敏所在企业在2012年为上海本地员工缴纳社保的基数就是2599元，企业为每人每月缴纳的社保为962元。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封进对本报记者说，按照缴费基数下限缴纳社保是企业自我减负的普遍做法。

封进说，许多外来务工人员甚至没有参加社保。2008年，王琦敏所在的企业到安徽宣城地区建了新厂，目前那里也有2800名员工。王琦敏说，如果按照当地规定足额缴纳社保，每名员工的社保支出是542元/月。

“安徽工厂大约有一半员工是不缴纳社保的。”他说，一方面是因为员工自己也要缴纳一部分社保，这直接导致了个人收入的降低。再加上员工流动性很大，未来保障的预期并不清晰。

国家统计局肇庆调查队在2012年9月公布的一项调研称，由于员工流动性大，加之部分员工特别是外来工自身不愿参保，影响了社保的规范管理和连续缴纳。当地中小企业员工参保率普遍在五成左右。

同时，调研显示，在部分企业仅维持微利经营甚至亏损的背景下，新增加的社保费用支出，加大了企业生产经营压力。

如何兼顾减负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嘉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华林在今年1月份举行的上海两会上提交书面意见，希望降低企业的社保缴费率。

2011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工商联也提出提案称，中国的社保费率超过40%，高于很多发达福利国家，建议政府增加投入、降低企业费率。

在我国，各地社保缴纳费率也不尽相同。

高华林在书面意见中称，以上海为例，企业承担的社保缴费率为37%，个人承担11%，二者共计48%。高于北京的42.5%（其中单位32.3%）、江苏43.6%（其中单位32.6%）、广东34.81%（其中单位23.81%）。

谈及企业的负担，高华林以金山地区举例称，纺织服装曾经占整个金山工业经济的四分之一。近年来，由于缴纳社保负担过重、成本过高，企业经营逐渐走下坡路。

不仅仅是金山，2011年上海市崇明县统计局针对年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253家工业企业的一项调研显示，《社会保险法》实施后，预计三年过渡期253家企业将分别增缴社保金额0.8亿元、1.9亿元和2.5亿元，用工成本较之前分别增加4.6%、10.9%和14.3%。

封进曾以广东、福建、江苏、浙江4省的养老金和医保数据为模拟研究样本，发现在中等缴费率的情况下，基金收入是最高的。原因就在于，中等缴费率能够尽可能多地吸纳参保人群。

她说，如果要降低缴费率，目前应该是一个合适的时机，“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社保的覆盖面要扩大，在扩面的同时降低费率，对现金流的影响不会很大。”此外，我国财政收入的不断增长，也有更大的空间来补贴养老金的不足。

如果要降低社保的缴费率，封进说，最有可能是从养老保险开始，“社保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率最高，其他几项空间太小，但是医保的支付压力又比较大。”

本报记者从一家企业获取的数据显示，2012年该企业支出的“五险一金”中，养老金占49%，同时，养老金的支出占企业净利润的比例达到23%。

上述企业的财务部人员称, 由于缴纳的养老金并不完全对应个人，而是大部分用于统筹发放，因此员工意见最大。“个人认为比较合理的方式是，现在退休人员工资一部分由企业缴纳的社保承担，而更大一部分应该由国家财政支出中消化；降低养老金单位及个人缴纳比率，为企业实际减负。”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在全国两会上表示，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2.37万亿元，当期不存在基金缺口问题。不过，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基金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胡晓义表示，要采取措施延缓缺口的出现，甚至弥补上这个缺口，平稳度过这个风险期。首要措施就是扩大覆盖面，同时加大财政投入。除此之外，还要开辟新的资金渠道，例如将国有资产的增值部分、国有土地出让金等纳入。

财政的托底功能一直在发挥。2012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32828.78亿元的收入中，财政补贴收入达到了7180.31亿元。

封进表示，社保费率的下降，也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可以从费率高的地方开始先降，这会激励更多的人参保，不会出现基金规模大幅下降。